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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原者心声  
贴子主题:生活在一个轻视你的世界里是什么样的?| 艾滋病患者的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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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小默
积分:20
发表于:2017-08-29


  在世界末日的开端


  [英] 奥利维娅·莱恩


  克劳斯·诺米是第一个死于艾滋病的名人,但不出几年,这种疾病就像野火一样烧遍了他所在的群体:纽约上城里那些由艺术家、作曲家、作家、演员和音乐家组成的紧密的小圈子。作家、行动主义者萨拉·舒尔曼在《头脑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oftheMind)中对艾滋病及其后果的历史进行了清晰、尖锐的描述,她记叙了这种疾病(至少是在早年里)是如何影响了那些"生活在对立的亚文化里,创造性别、艺术和社会公正的新观念的冒险的个体",而它在同性恋和异性恋群体中产生的影响又是如何不成比例的。很多受到影响的人都是同性恋者,或是对保守派政客鼓吹的家庭价值观持敌对态度的人,尽管他们的工作大不相同,但就算是在艾滋病危机爆发之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与孤独的对抗中,这种孤独是被社会边缘化或被人们用立法的方式来敌对所造成的感受,这不仅让他们感到自己是不同的,同时还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不受欢迎且无关紧要的。


  摄影师彼得·胡加尔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在1987年1月3日被确诊为艾滋病晚期。胡加尔是沃霍尔的一个老熟人,在他的几部"试镜"短片里露过面,在他的电影《十三个最美丽的男孩》(ThirteenMostBeautifulBoys)里也出过镜。他本人也是一个天分尤为杰出的摄影师。他的作品通常是黑白的,在风景、人像、裸体、动物和废墟中自由地转换着,传递着一种庄严感和一种鲜少达到的有条理的完美状态。


  他因此受到大量来自时尚界和摄影棚的工作邀约。他是《时尚》(Vogue)的编辑戴安娜·弗里兰的朋友,他的拍摄对象有威廉·柏洛兹和苏珊·桑塔格,后者那张穿着螺纹毛线衫躺在沙发上、双手枕在脑后的著名肖像照片就是由他拍的。他还拍摄了沃霍尔的超级明星坎蒂·妲玲在临终病榻上的照片,白色的玫瑰花围绕着她。这张照片后来成了安东尼和约翰逊的第二张专辑《现在我是一只鸟》(IAmaBirdNow)的封面。


  胡加尔自己的作品与他的另一个朋友戴安·阿勃斯2所探入的是同一片社会语境。两人都被异装癖和街头流浪者所吸引,那些人的身体和经历全都跳出了已成为惯例的范式。但阿勃斯的作品偶尔会呈现出遥远、疏离的状态,而胡加尔则会用平等的、一个同为公民的人的眼光去看待他的拍摄对象。他的凝视同样稳固,却有着更深层的产生联系的能力,那是一个身处其中的人的温柔,而非一个漫游者的冷漠。


  尽管有着出众的天分,胡加尔却一直生活在贫困里,挣扎在贫穷的边线上。他住在位于第二大道的挑空式公寓里,这间公寓就在如今东村电影院的上方,有时我会去那里度过星期六的下午。除了他在亲密交流方面的天赋、卓越的倾听和交谈的能力,以及他对性行为的随意的态度以外,他同样是个尤为孤独的人,与他身边的人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就算他不曾和每个人都翻过脸,至少他对每个杂志的编辑和市内的画廊从业者都发过脾气,和他广泛多变的朋友圈子里的大多数人都吵过架,而且还时不时地爆发骇人的愤怒。他的亲密友人,后来还成了他遗嘱执行人的史蒂芬·科赫说:"彼得可能是我遇到过的最孤独的人了。他生活在孤独之中,但那是一种被很多人围绕着的孤独。这种孤独在他的四周画下了一个没有人能跨越的圈。"


  如果说真的有人曾跨进了那个圈子,那个人就是大卫·沃纳洛维奇。胡加尔是大卫的世界里最重要的人之一:他们一开始是爱人,之后成为最好的朋友,他是替代了大卫的父亲和兄弟的角色的人,是他的灵魂伴侣、导师和缪斯。他们是在1980年的冬天(也可能是在1981年初)在第二大道上的一家酒吧里相遇的。尽管胡加尔比大卫年长了近20岁,他们的这段关系中与性有关的部分没能持续很久,但他们的交往从没冷却下来。像大卫一样,他也在新泽西度过了一段饱受虐待的童年;像大卫一样,他也背负着载满了苦涩与愤怒的过往。


  不知怎么,他们穿过了彼此的防线,再次借用史蒂芬·科赫的话说:"大卫成了那个圈子的一部分。他进去了。"正是因为胡加尔的兴趣和信念,大卫才开始认真地把自己看作一个艺术家。胡加尔敦促他去绘画,还坚持让他放弃使用海洛因。他的保护和爱多少帮助大卫从他的童年负担里略微走出来了一点。


  尽管他们给彼此拍了不少肖像照,但我唯一见过的他们的合影却是由他们共同的朋友南·戈尔丁拍摄的。照片中,他们肩并肩站在一间暗室的角落里,两人的衬衫在闪光灯的照耀下焕发出白色的光芒。大卫在微笑,他的眼睛在大大的玻璃镜片后面闭上了,好像一个快乐、笨拙的孩子。彼得也在微笑,他的头像一个同谋者那样倾斜着。这两个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中的男人在这张照片里看起来十分自在。


  1987年9月,胡加尔如往常一般去了十二街上的一家餐馆,那里距离他的公寓不远。在他吃饭的时候,店主布鲁诺走了过来,问他是否准备好付账了。当然,彼得说,可为什么呢?布鲁诺递出一只纸袋子,说:"你知道为什么……只要把你的钱放进去就好了。"一分钟后,他带着装在另一只纸袋子里的找零回来了,把它丢在了彼得的桌上。


  这段往事被记录在了《刀锋边缘》里,除了对艾滋病泛滥前迷人的码头世界的记录外,这本书里也记下了在这种流行病开始倾覆大卫的世界的过程中,围绕着它所积聚起来的恐慌。当他听说了彼得的遭遇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冲到那家饭店去,往烤架上倒上十加仑的母牛血。不过他没那么做,他只是在午餐时间去了店里,在店里客满的时候冲布鲁诺怒吼,要求他给一个解释,直到最后,"那里的每一对刀叉都停了下来。但就算那样也不足以抚平这种愤怒"。


  让他感到近似疯狂的愤怒的并不只有这个不宽容的餐馆店主。更重要的是,这种疾病在他人的眼里被视为非人化的,它将那些染病的人贬抑为被感染的躯体,而人们寻求的只是对自己的保护。政客们支付大把的账单,要把艾滋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隔离在集中营里,而报纸上的专栏作家则建议给患者文上表示他们感染状态的文身。社会上涌起了一波又一波对同性恋的恐惧或憎恶所引发的攻击,"疯狂极端的陌生人在夜间的新郊区游行反对艾滋病诊所"。得克萨斯州政府宣称,"要是你想阻止艾滋病的流行,就朝同性恋们开枪吧。"而纽约市市长也在给患有艾滋病的儿童分发饼干后冲向水池去洗手。你最好的朋友在你眼前奄奄一息,看不到治愈的希望,接受长岛上一个庸医开出的处方,打了几针来路不明的伤寒针来试着刺激他衰败的免疫系统,使之重新运转起来。


  彼得被死亡的前景吓坏了,他的恐惧让他冲着每个人和每件事大发雷霆。在他被确诊后,大卫几乎每天都到公寓或是远在城市上空的医院病房里去探望他。他陪着彼得去做些不切实际的、筋疲力尽的差事,寻访主张信仰疗法的医师和承诺自己拥有奇迹治愈方案的医生们。彼得生病时,大卫一直在他左右,1987年11月26日,彼得在卡布里尼医疗中心去世时,大卫也在他身边,当时彼得53岁,距离他被确诊只过了8个月。


  在每个人都离开房间后,大卫关上门,拿起他的超级8毫米摄影机,拍下了彼得消瘦、憔悴的身体,他被裹在一件污迹斑斑的袍子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用摄影机扫遍了彼得的全身,接着拿起他的相机,对着彼得的身体、脚和脸拍了23张照片。"那只美丽的手,手腕上还留着纱布的痕迹,那是用来固定静脉注射针的,他的手的颜色就像大理石一样。"


  彼得在这里。彼得离开了。要如何具象地表述这种转换,这种改变,这永恒的变化?在突然变得空荡荡的房间里,或许是因为害怕,大卫试着对任何一个还在流连的灵魂说话,但他发现自己难以找到恰切的措辞,也没法做出必需的手势,最后无助地说道:"我想要一些慈悲。"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他感到晕乎乎的,于是他开车到布朗克斯动物园去拍摄水池里的白鲸。他第一次去的时候,玻璃池子因为需要清洗而被清空了。这个象征着空缺的情景对他来说太过分了。他立即跳上车离开了。后来,他又回来捕捉他想要的画面:鲸鱼兜着圈子漂流着,翻滚着,一束束光线星星点点地穿透水波。


  后来,他为胡加尔制作了一部从未完成的影片,把白鲸的画面和彼得在病床上的尸体交叉剪接在一起。我是在菲尔斯图书馆的一个显示器上看到这段影片的,眼泪肆意地流淌过我的脸颊。摄影机温柔地移动着,悲伤地扫过彼得睁着的眼睛、张开的嘴巴和他那瘦骨嶙峋的、优雅的双手双脚,一只医院的手环套在他瘦弱的手腕上。接着是桥旁的白色鸟儿,躲在云层后的月亮,一大群白色的东西飞快地在黑暗中移动。这个片段以一个梦境的重现结束:一个没穿衬衣的男人被传递着从一列没穿衬衣的男人中穿过,他仰卧的身体被一双手温柔地递给另一双轻柔的手。彼得被他的群体环绕着,践行在边界相交之处。大卫把这个片段与机场传送带上的行李剪接在一起:二者同样都是一种运动,但后者落在了人类的领域以外。


  在上千人的死亡矩阵中,彼得的死只是其中一例;在上千个失去的人中,他不过是一个被失去的人,孤立地看待它的发生毫无意义。这并不仅是关乎个体的事例,这是一个受到攻击的群体,他们面临着一场巨大的灾难,而这个群体以外的人除了知道被妖魔化了的死亡的事实,似乎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克劳斯·诺米,是的,但还有音乐家和作曲家阿瑟·罗素,艺术家凯斯·哈林,演员、作家库基·穆勒尔,表演艺术家埃塞尔·艾克尔伯格,艺术家、作家乔·布莱恩纳德,电影人杰克·史密斯,摄影师罗伯特·马波尔索普,艺术家菲力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这些人,还有其他上千人,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是世界末日的开端。"1990年,萨拉·舒尔曼在她关于艾滋病的小说《困境中的人》(PeopleinTrouble)的第一句话中呐喊道。无怪乎大卫被描述成暴跳如雷的疯子,幻想着长到超人的尺寸后,对那些认为他和他所爱的人的生命无足轻重的人予以残忍的报复。


  彼得·胡加尔去世几周后,大卫的伴侣汤姆·拉芬巴特发现自己也染上了艾滋病;1988年的春天,大卫也被确诊了。对此,他当时所产生的第一感受便是强烈的孤独感。那天,他写道:"爱不足以把你同其他人和事连接起来,也不足以让一个人的身体融入社会和部族里,获得爱人和安全感。你只有你自己,以一种最为对抗的姿态活着。"那时他已经搬进了胡加尔在第二大道的公寓,睡在了胡加尔的床上。


  在艾滋病蔓延的那些年里,他一直在重复地画一幅图像,不同的生物依附在彼此之上,婴儿和士兵,心脏和钟表,用管子、绳子或根茎连接在一起。他的朋友们都病了,他的朋友们正在死去。他沉浸在深深的悲痛里,直面对抗着他自己的死亡。他用他的画笔一次又一次地绘制着将不同生物连接在一起的绳索-联结、依附、爱,那些越发处于危险中的可能性。后来,他用文字表述了这种冲动,写道:"要是我能把我们的血管连在一起,让我们成为彼此,我会那样做的。要是我能把我们的血管连在一起,将你留在这个世上,留在眼下的这个时刻,我会那样做的。要是我能打开你的身体,滑进你的皮肤,透过你的眼睛看向外面的世界,将我和你的嘴唇永远地贴合在一起,我会那样做的。"


  尽管大卫的第一反应是孤独,但他选择将力量联合起来,去结成同盟,去为了改变而奋战,以此来对抗孤独的感受,抵抗他已经忍受了一辈子的沉默和孤独。他选择在他人的陪伴下而非只身一人去做这件事。在疾病盛行的年代里,他变得越来越沉溺于非暴力的抵抗,成为结合了艺术与行动主义的群体中的一员,化作一股爆发出惊人创造力与潜力的能量。艾滋病危机中不曾发生过多少鼓舞人心的事情,只有这一件如此:人们以共同的直接行为而非通过结为伴侣或组成家庭的方式去为它战斗。


  进行回击。那一年,这个想法开始在城市里盛行。"行动起来!进行回击!抗击艾滋!"这是直接行动组织"行动起来"的其中一句战斗口号,这个组织的全称是"释放能量的艾滋病联盟",它于1987年的春天在纽约成立,也就是在胡加尔被确诊的几周后。它们的口号还有"我将永不再保持沉默"(我记得童年时在伦敦桥上参加同性恋游行时曾大喊过这句口号,那是在"行动起来"成立后的两三年里)。


  1988年,大卫在被确诊后不久加入了"行动起来"。这个组织在鼎盛时期有上千名成员,并且在全球各地都设立了分部。它最有力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多样性。无须花太多时间阅读"行动起来"口述历史项目的采访记录,你就会发现它在会员组成和日程安排上都是那么多元化。它显然是个多种多样的集合,包含不同的性别、种族、阶级和性向。它是通过共识而非层级管理运作的。它的很多成员都是艺术家,包括凯斯·哈林、托德·海因斯、佐伊·伦纳德和格雷格·波德维兹。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群生活在社会最边缘地带的人成功地迫使他们的国家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这提醒我们,在抵抗孤立和污名化的过程中,联合行动作为一股力量能起到巨大的作用。"行动起来"获得了诸多胜利,他们说服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改变对新药物的认定过程,并对临床试验的条例进行修改,让毒品上瘾者和妇女也能加入到其中来(否则这两类人将无法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实验性药物,这在叠氮胸苷是唯一合法的治疗手段的时代里是至为关键的一步,因为这种药品的毒性过强,很多人都难以忍受)。他们采取静坐示威的方式迫使制药公司降低叠氮胸苷的价格,它在最初上市的时候是最为昂贵的药物。为了让人们注意到天主教会反对在纽约公立学校里推行安全性行为教育的立场,他们在圣帕特里克教堂的弥撒期间组织了一次上千人的拟死示威活动;他们还游说疾病控制中心改变他们对艾滋病的定义,以便女性能够和男性一样得到社会福利的保障。


  大卫参加了很多类似的抗议活动,包括1988年10月在食药监局的示威活动,他和几个关系密切的成员紧紧地抓着之后很快成了艾滋行动标志物的泡沫塑料墓碑,上演了一出拟死示威。萨拉·舒尔曼和电影人吉姆·哈伯德这两个幸存下来的成员拍摄了一部关于"行动起来"的纪录片-《在愤怒中联合》(UnitedinAnger),影片里能时不时地看到站在一群人中间的大卫,他的身高和他的外套都十分显眼,衣服的背后印着一个粉色的三角和"要是我死于艾滋,不要办葬礼,只要把我的尸体丢在食药监局的台阶上就行"的字样。


  即便是你背上的衣服,都要让它具有沟通的功能。在那些年里,大卫把语言和图像糅合在一起,利用他力所能及的每一项手段去记录他所处的时代-摄影、写作、绘画和表演。1989年4月,他在一部关于纽约行动主义的纪录片《沉默等于死亡》(Silence=Death)中出镜,那是一部在艾滋病传染多发的头几年里,由德国制片人罗萨·冯·普劳恩海姆拍摄的电影。影片中不断出现大卫的身影:一个四肢瘦长的高个子男人,戴着眼镜,穿着一件白色T恤,上面手绘着单词"操蛋的让我安全"。他站在自己的公寓里,用一种极为焦虑的嗓音谈论着生活在恐同、伪善的政治家中间,看着你的朋友们死去,知道自己体内也有会置人于死地的病毒是种什么样的感受。


  这部影片令人震惊的地方不仅在于大卫愤怒的程度,还在于他分析的广度。在这样一个时代,罹患艾滋病的人们倾向于被描述成无助的、孤立的人,在形销骨立的孤独中死去,而他拒绝接受受害者的身份。相反,他用快速、清晰的句子开始分析这种病毒如何揭露了另一种存在于美国自身体系之内的病态。


  大卫的作品一向都是饱含政治隐喻的。就算是在艾滋病这个主题出现之前,他就已经在关注着性欲和差异:生活在一个轻视你的世界里是什么样的?你在生活里的每一天都承受着敌意和轻蔑,其施加者并不仅仅是个体,而是本该对你施加保护的社会体系本身。艾滋病证实了他的猜测。他在影片和《刀锋边缘》里都提到了这点:"我的愤怒针对的其实是这样一个事实:当我被告知染上了这种病后,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了,我也沾染上了一个病态的社会。"


  他最明确、有力地表达政治立场的一幅作品是创作于1990年的《有一天这个孩子》(OneDayThisKid)。它展现的是8岁时的大卫,这是他唯一拥有的童年时代照片的复制品。他咧开嘴笑着,表现出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小男孩的样子,穿着一件格子衬衫,长着一双招风耳和一排巨大的牙齿。在他的脑袋两侧有两列文字:


  有一天政客们会制定不利于这个孩子的法律,有一天家长会把错误的信息教给他们的孩子们,而每个孩子都会把那些信息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那些信息将会让这个孩子的存在变得难以容忍……这个孩子将会面临电击、药品,还有实验室里的条件反射治疗……他将失去家庭、公民权利、工作,以及所有可能想到的自由。当他意识到自己渴望将赤裸的身体置于另一个男孩赤裸的身体之上之后,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在一到两年间发生。


  这是他的故事,但这也是他的群体、美国的一整个阶层,以及这个世界本身的故事。这幅作品的力量在于它剥去了由污名衍生而来的东西以及由性所导致的有害的、纷乱的文明。它回归了事情的本质,回到青春期绽放的第一次微小的渴望,倘若这些词汇不曾被保守派如此彻底地纳入囊中,我意欲称之为天真或纯洁。所有的孤独,所有的暴力、恐惧和痛苦,都是希望通过身体与人发生联系而造成的后果。身体,赤裸的身体,背负着重担或承载着奇迹的身体,都过快地成了苍蝇的食物。成长在一个天主教的环境里,大卫将他看作救赎的信仰放置在了这里。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说的:嗅闻鲜花吧,在你还能够那样做的时候。


[此贴子已经被 webmaster 于 2017-10-13 10:00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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